聋人后代不同路：在阶级与正义的裂缝中看民生微光——影片《震耳欲聋》观后谈 作者：彭一三
当监制饶晓志的现实关怀遇上导演万力的细腻镜头，电影《震耳欲聋》没有用激烈的戏剧冲突制造看点，而是以“聋人后代”这一特殊群体为切口，剖开了当代社会肌理下的阶级差异、规则博弈与人性袒露。影片里，同样流淌着聋人血液的李淇与金总，走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人生路径，而这“不同路”的背后，藏着远比听觉差异更深刻的社会命题。
李淇与金总的角色对照，是影片最锋利的叙事设计。作为“灰度律师”，李淇始终游走在法律边缘，却未丢掉内心的温度。他的“灰度”不是妥协，而是在复杂现实里为弱者保留生存空间。反观金总，他早已在资本浪潮中剥离了与聋人群体的情感联结，将商业利益奉为圭臬，甚至不惜利用聋人福利政策牟取暴利。两人同为聋人后代，却一个选择“回头看”，守护自己的出身群体；一个选择“向前冲”，割裂过往拥抱资本，这种角色反差，本质上是不同阶级立场对人性的重塑。
影片对阶级对立的呈现，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贫富差距，而是深入到资源分配与话语权的维度。金总所处的上流社会，掌握着规则制定权与资源调配权，他可以轻易利用信息差、人脉网规避风险，将商业危机转嫁到聋人弱势群体身上；而李淇代表的普通阶层，连为父母争取基本医疗保障都要四处碰壁，甚至要靠“打擦边球”的方式才能在规则缝隙中生存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金总在豪华酒店里商讨如何“优化”聋人福利项目时，李淇正蹲在老旧小区的楼道里，帮聋人住户逐字逐句解读政策文件——两个空间的对比，道尽了阶级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也让“聋人后代”的身份差异，成为阶级差异的具象化表达。
小汤这个角色的出现，让影片的规则之争变得尖锐而赤裸。他和李淇关于社会运行规则的对话撕开了社会规则的双面性：一边是资本信奉的“丛林法则”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；一边是民生渴求的“公平底线”，而两者的碰撞，正是当今社会回避不了的核心矛盾。
李淇的人格蜕变，是影片现实主义意义的集中体现。从最初只想“赚快钱”的灰度律师，到后来为聋人群体奔走发声的“守护者”，他的转变不是突然的道德觉醒，而是在一次次目睹弱势群体的困境后，重新找回了与自身出身的联结。影片结尾，金总因违法操作最终锒铛入狱，李淇则成立了专门为残障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室——这种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的结局，并非简单的因果循环，而是对“坚守底线者终有回响”的现实慰藉。
《震耳欲聋》最珍贵的地方，在于它没有将“聋人后代”塑造成悲情符号，而是通过他们的挣扎与选择，呼吁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真实困境：他们需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，而是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；不是被规则遗忘的角落，而是要享有被制度保护的安全感。当李淇站在法庭上为聋人权益辩护时，他不仅是在为受骗的聋人事主发声，更是在为所有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发声——这声音或许不够“震耳欲聋”，却足以穿透阶级的壁垒，放射照亮民生的微光。
这部电影让我们明白，“聋人后代不同路”的选择背后，考验的不仅是个人的人性底色，更是整个社会的温度。当“弱肉强食”的规则让位于“公平正义”的坚守，当“适者生存”的逻辑转向“共生共荣”的追求，才能让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否有听觉障碍，都能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平处顺的生活之路，都能被阳光普照的世界温柔以待。
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超 10 万聋人遭遇诈骗，金额高达数亿元。中国现有约 2780 万听障人士，但专业手语律师不足百人，这种巨大的差距正是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。我揣度，由于影片的热度，国内专业手语律师队伍会因此得到大大加强。
2025.10.3
作者简介：
彭一三，1955年生，1971年参加工作，先后担任过银行职员、中学语文教员、教育及文化行政部门公务员等职务。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，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原副主席、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，遵义师范学院、遵义电大、贵州新华电脑学院客座教授。获“首届全国书香之家”称号，其散文、评论作品多次在全国、省市获奖，著有散文、评论集《生活的圈子》，主编纪实文集《红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参与主编《我的高考 我的大学》等作品。截至2025年10月5日，已通过“视频号“抖音”、“快手”、“美篇”“微信朋友圈”等网络文化多平台发布电影评论短视频系列108集，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影响。